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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香港各界必须要跟大陆紧紧的站在一起

作者:肖磊看市

关于涉港国安法的问题,香港人和内地大部分人都没有搞清楚其真正的历史性意义,都在基于自身利益和满腔情绪来泛化对涉港国安法的讨论,美英和一些香港人高喊,香港要变成一国一制了,这是要葬送香港未来的发展,内地也必将遭遇重大影响,资本和人才会离开香港等等。而内地更多的讨论是,香港必须要受到管制,否则无法无天了等等。

其实美英跟部分香港人对涉港国安法的看法,是带有政治目的的,是想绑架民意,混淆视听,表演一下“政治正确”,不值一驳,而内地很多人的看法,实际上是受限于对整个大历史背景的认知,缺乏对国际社会发展局势的体会,也是比较情绪化的。

那么涉港国安法的真正历史背景和用意到底是什么?对香港到底会带来何种影响?对整个中国意味着什么?我今天就跟大家详细的做个评论,当然,也只代表我个人的思考,仅供一阅。

另外我想提个醒,下面的内容,很多措辞会比较激烈,也可以说我是带着情绪写的,对此介意的读者我建议就不要往下看了,以免上火,看完还得去留言反驳,岂不很累。

由于近两百年来,全球基本上都是在接受西化教育,对西方文化和制度等的概念,已经有了根深蒂固的潜在认知,所以每每谈到社会和经济问题,很多人总是会拿制度和文化来说事,但就是不谈现实问题和解决方案。

那文化和制度到底是什么,是怎么演变的,大部分人根本就没有足够的知识和历史纵深去感触全貌,往往就是盲人摸象。我先给大家稍微做个解释,其实所有的新文化和新制度的演变,都来自于碰撞,都源于族群地位和发展趋势的改变,都是因为相互之间失去平衡而出现的关系再造,都是不断演进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早就该扫入垃圾堆了。

我先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大家知道中国和日本上一次的关系紧张是什么时候吗?我来告诉你,是2010年开始的(2010年9月7日上午,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冲撞一艘中国拖网渔船,中日钓鱼岛冲突爆发),一直持续到了2013年,这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就不详细说了,很多人应该都知道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

那为什么在中日两国都致力于淡化历史问题,全力以赴发展友好经济的背景下,中日却在这个时候爆发冲突呢?仅仅是因为钓鱼岛?其实另有原因,中国的发展,打破了原来的平衡。2009年中国成为日本第一大出口市场,紧接着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

这意味着中国在中日关系中的话语权增大,美国担心日本倒向中国,而日本一方也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因此会特别的敏感。于是,这段时间你去看日本首相的更替速度,简直是特别吓人,不到一年就换一个首相,从2008年至2012年五年间,日本换了6任首相,而且每任首相大部分时间都在走极端,要么是亲中国,要么就是仇中国,然后迅速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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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等到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的时候,开始采取中间务实路线,也就是注重于自身经济利益和现实发展,而不是动不动就放出极端言论或采取极端行动,也可以说既不得罪美国,也不刺激中国,基本可以说找到了跟中国新的相处之道。

日本之所以变得相对“温和”,原因在于,经过了几年的折腾,日本跟着美国不仅没有迟滞中国经济,反而与中国经济规模的差距越拉越大,到2013年的时候,日本GDP已经只有中国的55%了,这个时候要么跟中国继续闹矛盾,要么就必须要接受新的平衡,日本在寻求经济目标的背景下,不可能选择前者。

于是,中日之间新的关系再造就逐步开始了,中日关系也就进入了较为成熟的阶段,日本首相也换得没那么频繁了,至今还是安倍晋三。

我要举的第二个例子是韩国,2014年,中国成为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最大进口来源国,2015年12月韩中自贸协定(FTA)生效。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2016年“萨德危机”爆发,中韩关系陷入谷底,2017年韩国总统朴槿惠遭弹劾入狱,最终萨德部署,而韩国重要企业乐天玛特和三星等在中国市场遭遇重创。中国加紧了研发反制导弹的步伐,去年阅兵亮相的DF17水漂弹其实其中一个目标就是专门针对萨德的。

2016年的“萨德危机”,一方面也是美国担心中韩经济嵌入太深,导致政治层面进一步靠拢,从中作梗;另一方面是韩国财阀和诸多民众对进一步依赖中国经济的担忧加剧。这就好比说,当你从经济层面更加依赖某一方的时候,你总希望能寻找到其他手段去制衡对方,以保证拥有某种程度的安全感。

其实我要说的是,无论是2010年的中日钓鱼岛危机,还是2016年的中韩萨德危机,真正的原因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民族冲突,而是中国发展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刚开始的时候,对方难以接受这种新的“失衡”,会表现出各种“反中”情绪,这就给美国介入创造了机会,所以美国才把重返亚洲的战略,叫做“亚太再平衡”。

那我讲中国跟日本韩国之间的这段历史,对理解涉港安全法有什么帮助呢?其实大家应该已经注意到了,最近几年,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民众本身,也开始出现心理上的“失衡”。

台湾和香港地区,虽然都属于中国领土,但由于自身发展基础的原因,对大陆一直有很强的优越感。问题是,2018年,深圳GDP首次超过了香港,去年福建GDP超过了台湾。

要知道台湾GDP曾占大陆的40%,香港GDP曾占大陆的20%,而如今只相当于内地一省一市的体量,这种压迫感,并不是简单的就能用拥有“民主自由”就能化解的,很多民众需要更多“安全感”,这就给域外介入提供了机会。

很多人肯定要反驳,光GDP超过有什么用啊,还得人均,还得看“软实力”,比如“制度”、“法治”等等。这种说法确实没错,但真正的问题是,证明“制度”和“法治”优越性的指标到底是什么?是富人和财团的安全感?还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

幸福不是存量,而是比较,眼看着大陆人的收入,一天比一天高,而台湾工薪阶层已经有超过20年不涨工资了,香港人看到的是内地过来的越来越多出手阔绰的购物旅游客,只要是正常人,都会有怨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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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以前类似“台独”或香港某些势力的“闹”,是因为某些政客或特定利益群体对大陆的筹码博弈,而如今的“闹”,则是诸多民众教育的断代和心态的失衡,而这种失衡被政客和海外舆论点燃之后,就变成了完全失真的“民意”,走向真正的“台独”和“港独”。这就给西方诸多势力提供了足够的介入空间和机会,变成了分裂和迟滞中国发展的工具。

但香港和台湾不是日本,也不是韩国,更不是菲律宾,香港和台湾是中国的主权范畴,香港民众和台湾民众是中国人,面对这种局面,你能怎么办?难道要“反制”香港和台湾?开玩笑,我们是同胞啊。

对于那些把政治问题仅仅看成是口号和意识形态的人,基本上我是懒得跟其讨论的,因为口号和意识形态都解决不了现实问题。我要问的是,面对现在这种情况,如果你是中国当局,你该怎么办?

中国民众会允许“港独”、“台独”搞分裂吗?在这方面来说,中国当局实际上是压制民意的,如果真按照民意去解决,我敢肯定的说,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上,以及用更激进的方式来处理“港独”方面,14亿人的民意是一边倒的。中国目前的处理方式,反而是压制了对港台政策的民粹化。

很多人连基本的政治常识都不懂,然后拿出一些很泛化的概念,来评论香港和台湾问题,对大陆的很多举动嗤之以鼻,然后再嘲笑一下内地是未开化的人,自己却是现代普世的。我听着都想吐。

我觉得一个人看问题,如果是为了增加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么怎么说都行,但如果要成为某种决策,也就是指导自己去做生意、选择职业或投资,那就要有历史的眼光,一旦错误的判断形势将可能会带来一系列心理失衡,然后耽误一生。

连跑去英国的李嘉诚都回来了,你觉得李嘉诚比你还傻?看不懂趋势?不知道啥是普世价值?

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实,大家就明白了涉港国安法到底是针对谁,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关于涉港国安法,有一个重大的背景被大部分人忽略了,那就是美国针对中国企业华为等的恶意打击行为,这是涉港国安法出台的另一个重大背景。

大家知道华为CFO孟晚舟案的经过吗?我可以简单的告诉大家,孟晚舟被抓,是主要业务在香港的汇丰银行,帮助美国司法部,拿到了一份PPT文件,而这份文件的主要内容是澄清华为与伊朗一家公司的关系。请注意,是澄清。

然后基于汇丰银行提供的这个PPT文件,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抓。大家能理解这个逻辑吗?一家主要业务在香港的银行,给美国司法部提供材料(情报),然后孟晚舟在第三国加拿大被抓。

可能对于一般人来说,根本不理解这其中的政治问题,那我告诉你,这个事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主要业务在香港的公司,可以惧怕美国而无视中国,做出卖中国核心利益的事情给美国,而美国可以据此要求第三方国家抓中国企业高管。看懂了吗?

大家再看看这次涉港国安法的推进时间和相关消息,我给大家梳理一下。

4月28日,孟晚舟引渡案以电话会议形式开庭,将择日判决。

5月2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涉港国安法(整个过程爆发了持久不息的掌声)。

5月28日凌晨两点,加拿大法官宣布判决结果,孟晚舟未能获释。

5月28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以绝对高票表决通过涉港“国安法”。

你可以将上面的时间安排,看作是一个巧合,但紧接着5月29日,前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脸书发文,明确提到,“英澳加三个白人英语国家跟着美国大佬走,发共同声明,干预中国内政。这些国家的产品和服务在香港或经香港转到内地的市场庞大。国安法因香港而起、为香港而立,因此香港必须和国家一起反制, 真真正正做到香港是中国的香港,我们要清楚向这些国家表明,香港不是他们的殖民地。

更重要的是,梁振英最后直接指名道姓的提到了汇丰银行和华为的事情。

梁振英说:“汇丰的利润主要来自中国,但董事局和高阶管理层几乎全部是英国人,在政治问题上,这家自称英资的银行万万不能一边赚中国的钱,一边跟着西方国家做损害中国主权、尊严和人民感情的事。中国和香港都没有欠汇丰,汇丰在中国的业务,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银行完全可以隔夜取代。英国要和中国较量,持有汇丰账户的特区政府,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工商界,尤其是人大代表、各级政协委员要马上自保,避免成为类似华为一样的人质。

请注意这段话的最后一句,避免成为类似华为一样的人质。

大家应该看明白了整个事情的逻辑关系,现在的香港,一些海外企业和驻港机构,在配合美国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方面,其实比澳、英、加还要肆无忌惮,也就是说,美国可以让香港的商业机构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服务,但中国无法要求这些机构为中国的国家安全服务,美国可以要求加拿大的警方抓中国人,而中国不可以在香港抓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人。

大家再细细品味一下这其中的霸道逻辑,以及暴露的中国国家安全漏洞。

中国当局出于对香港特区政府和人民的信任,压制内地激烈的民意,一忍再忍,但结果是什么呢?去年香港区议会选举,反对派获得三分之二的选票,宁可选出一个弱智,也不支持跟中央保持一致的建制派候选人。这是不是有点像美国选出来一个种族主义者特朗普,英国推出来一个硬脱欧约翰逊“民意”类似?再这么下去,香港都能走到跟内地“开战”的地步。

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民众心态的失衡,英美的介入,导致整个香港变成了意识形态的战场,人跟人之间失去了现实联系,完全变成了隔空“对战”,但问题是,香港不是美国也不是英国,是中国的一个特区。

那我还想问的是,这个时候建制派在干什么呢?大家也看到了,这次两会期间,香港代表并没有拿出一个成型的方案来解决香港的问题,反而是令人意外的向中央要地,希望中央给香港拨一块地建设新区,参照横琴模式(珠海横琴新区拨给澳门管辖)。我也是很无语,建制派想炒地炒楼发财都想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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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次人大会议,提议和通过的涉港国安法,对于香港建制派也是一次警告,如果建制派依然只代表香港的财阀,依然无法有能力管理香港,依然仅仅是打着口头爱国的旗号,却处处想着炒地炒楼继续制造贫富大分化,那也是不能容忍的。

与此同时,中央不仅没有给香港拨地,而且进一步升华了海南自贸港建设。

海南自贸港这次获得的政策,是历史性的。购物免税、落地签、个人所得税封顶15%(本来封顶45%)、企业所得税也将降至15%(本来25%)等等,2025年前海南全岛将封关运作,全岛自贸港+全岛自贸区+全岛经济特区,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开放力度了。

如果香港表现好的话,其实完全可以将海南自贸港搞成香港和海南共管的模式,这块地足够大(面积是香港的30倍)。但在香港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是不会有这种机会的,难道要其再管出一群“卖国者”?

当然,海南岛的战略考量,如果仅仅是因为香港,那就太狭隘了,这次加速开放政策里,其中一个就是要让海南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这跟中国前不久升级的西部大开发同属一个体系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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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更平衡的发展,更开放的门户,要缩小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差距,需要新的一个增长极,需要更多的国际支点,需要跟整个东南亚进一步的融合,当然,从战略上看,也可以说是为美国发起的中美“脱钩”风险做战略准备。

中国现在要面对的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海南能否取代香港的问题,讨论这个问题就又陷入到无知的争辩了,因为无论是海南,还是香港,都不是一个国际问题,而是国内问题,内部的事情,为什么要对立的看呢?

如果仅仅讨论香港,那是另一码事。简单的说,香港之所以有今天的地位,是多重因素促成的,单纯拿出一个点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我从不认为海南可以取代香港。

海南是中国自贸港领域的新“三线建设”,因为如果把中国社会管理制度的创新和扩展,只寄托于香港、澳门和台湾的一国两制,那就太被动了。

大家知道湖北十堰现在是全球知名的汽车城,那就是当年三线建设的结果,因为中国的一汽在长春,当初随着苏联随时可能挑起的战争风险,中国在十堰建设了二汽。可能大家还不知道,这次疫情,由于湖北按下暂停键,直接影响了全球汽车工业,因为十堰现在是全球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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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可以说是中国服务业的新三线建设,既然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已经成为一种趋势,那中国不可能让美国来主导什么领域脱钩,什么领域不脱钩,美国要跟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脱钩,要发动新冷战,那中国完全可以在香港跟英美资本脱钩,就看谁的耐受力更强了。

香港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顺差地区,香港地区对美国的年平均逆差超过400亿美元,也就是说,每年通过香港净流入美国的资金平均400亿美元。美英加三国在香港的企业数千家,户籍公民数十万,这些国家派往香港的政治工作者就有数百人(俗称间谍),可以说成了这些国家投资中国,参与整个亚洲市场的避税和庇护天堂,以及各种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据点。很多人说香港对中国很重要,那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香港对美英加同样也很重要。

投资中国的外资,很大一部分是从香港进来的,这一点确实是,但大家还可以想想,假设中国宣布,拒绝借道香港的资金投资大陆,那请问,这些资金是不是就不再投资中国大陆了呢?

越南现在吸引了欧美日等诸多国家的投资,那越南有“香港”吗?英美等国在全球有数万亿美元的投资,分布在超过150个以上的国家,难道这些国家都拥有一个“香港”?

再者,当年大英帝国在全世界有那么多殖民地港口,为什么只有香港和纽约(最早荷兰人经营的)成功了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纽约背靠整个北美大陆,后来有美国国家意志的支撑,而香港背靠的是中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香港的地位不可取代,并不是因为香港本身,而是中国本身就不可替代。

你可能要问,既然香港的成功,是基于中国,那中国再建设出来一个香港啊,上海建设了这多年,也无法替代香港的国际地位啊。

那我举个例子来回答这个问题,就像美国有芝加哥,有洛杉矶,有夏威夷,有西雅图,甚至有拉斯维加斯等等,但他们取代纽约了吗?没有,因为没有必要,假设纽约要脱离美国宣布独立,那你试试看,美国能不能搞出替代,如果变成政治事件,其实找个替代那是分分钟的事情,美国只需要迁移金融系统,封锁跟纽约的贸易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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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红色地区都是大英帝国曾经的殖民地,能看出来香港有啥特殊性吗?很简单,特殊性就是背后有一个中国。

很多人可能会谈到新加坡,但请注意,如果不是全球25%的货物贸易从马六甲海峡经过,新加坡会有今天的地位吗?

再假设,如果没有香港,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二大资本市场,上海就成不了国际金融中心?中国在拥有香港,以及严格的资本管制之下,上海也不照样是全球主要的金融中心。

由英国智库Z/Yen集团发布的第26期GFCI(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榜单,上海、北京、深圳都进入了前十。如果按照很多人的理解,这怎么可能啊,中国有“自由港”吗?我可以告诉你,类似于马尔代夫、摩洛哥、巴哈马等这种国家,可以采取世界上最自由的政策,甚至可以放弃自己的司法、货币主权等,但你觉得他们会成为世界级金融中心吗?

很多人对真正的,什么是国家力量,几乎是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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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球金融中心排名

现在香港股票市场,70%的市值来自大陆企业,香港一些三流的澳客彩票平台APP网公司,也能因为大陆客的疯狂购买,赚得盆满钵满,更不要说其他诸如货币、债券和基金等市场了。

其实对于诸多的海外投资者,对于中国的投资,并不一定需要香港,但如果有香港存在,当然是再好不过了。香港是投资中国的加分项,而不是决定因素。

香港自身的优势有四个,低税收、资本自由和服务效率,以及普通法系。关于税收、资本和效率的问题,我觉得对于海南和未来的中国改革开放趋势来说,都不是太大的挑战,真正的挑战就是现在大家谈论最多的“普通法系”。

那香港实行的英美普通法系,到底对大家(具体说是富人)有什么吸引力呢?一句话,叫做可操作空间。也就是说,在普通法系,不管你犯了多大的罪,都是拥有可操作空间的,这会给富人带来巨大的安全感,也就是说,警察不会“乱抓人”,犯了重罪也可能会被保释,被通缉也可能会跑掉,这就是为什么英美法系“吸引”人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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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普通法系所带来的商业效率,可能没那么简单,香港自英国占领之后,一直都实施普通法系,但贪污腐败横行,最终解决效率问题的,不是普通法系,而是超越于现有执法范畴的廉政公署。印度也是普通法系,只有在印度做过生意的人才能知道印度的腐败和远低于中国公务界的效率。

因此,真正要搞清楚关于香港的“法治”问题,以及未来中国如何从香港的治理当中获得经验和教训,更好的管理香港,实际上最终还是一个如何理性看待和灵活驾驭普通法系的问题。

为了更好的让大家理解英美普通法系,我给大家找了三个真实的案例,这三个案例发生在如今被誉为人类法治“灯塔”的美国,从中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其逻辑。

第一个是,关于美国旧金山(三藩市)的真实事件,那是在1834年,有一个叫苏特尔的瑞士人,来到了美洲大陆,然后辗转几年后到了加利福尼亚,然后变卖自己的财产,从当地总督手里租了一片土地的开发权。

苏特尔在这里搞农业、养殖业,还雇佣了很多人,到了1848年,有个苏特尔雇佣的木匠,拿来了一把沙子,里面有黄金。于是,苏特尔来到了这片属于自己的泥沙地,开始淘金,一瞬间就变成了世界首富。苏特尔要求手下的人严格保密,但金子的魔力是巨大的,苏特尔雇佣的这些人,不仅开始脱离苏特尔淘金,而且开始暴力疯抢苏特尔的财产,不仅抢金子,还瓜分了苏特尔的其他财产,苏特尔从世界首富变成穷光蛋也是眨眼间的事。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全世界的人都来这里淘金,一座城市拔地而起,旧金山就此诞生。到了1850年,加利福尼亚并入美国版图,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美国宣扬契约精神,法律层面保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苏特尔于是向美国政府出示合约,提起诉讼,要求拿回自己的土地和财产,但他的土地已经变成了城市,那怎么办呢?

1855年,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官汤普森宣布,苏特尔依然享有旧金山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他的利益是合法的,任何人都不得侵犯。

于是,苏特尔拿着判决书,激动得不得了,一下子拥有了一座巨大的城市,但问题是,怎么执行呢?结果是,苏特尔到死也没有拿到过一分钱,也从没拿回过旧金山一寸土地。

请注意,我说的这是真实事件,不是故事,“法律”保证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现实是没法执行。

第二个例子,是辛普森案(1994年)。

这个案子里面,大部分人都非常清楚辛普森就是凶手,但由于警方的几个重大失误导致有力证据的失效,最后导致辛普森以无罪获释。

美国会让杀人犯逍遥法外吗?不会。后来由于辛普森和助手在拉斯维加斯一个赌场酒店与两名来自洛杉矶的体育纪念品销售者发生冲突,试图强行抢夺据称原本属于辛普森本人的照片、徽章和橄榄球等物品,因此被警方逮捕并送上法庭。

你猜怎么判的,监禁33年!

大家看明白了吗?辛普森犯杀人罪的时候,被无罪释放,而跟一个店员发生冲突之后,被判终身监禁。

第三个案例,叫做甜点抗辩。

1977年的时候,美国旧金山的一名警员丹怀特因个人财政问题辞职,但辞职几天后,他就改变了主意,要求当时的市长莫斯孔尼(George Moscone)再次委任他,但由于市长受到米尔克(Harvey Milk)游说,决定任命荷冉希(Don Horanzy),故此拒绝了丹怀特的要求。

1978年11月27日,丹怀特持枪从地下层的窗口潜入政务大楼,先闯入市长莫斯孔尼的办公室将市长射杀,及后于另一位置将米尔克射杀。丹怀特事后被制伏。

最后丹怀特的辩护律师,以丹怀特于作案前曾进食大量零食Twinkie及饮用可口可乐,这些高糖份的零食,使脑部化学物质失衡,令丹怀特陷入抑郁,降低了他控制自己的能力为由,为其做精神失常的辩护,法庭最后接受了辩方的供词,将原本控告丹怀特的有预谋谋杀罪(Premeditated murder),改判为罪名较轻的蓄意误杀罪(Voluntary Manslaughter),监禁刑期7年8个月。

看懂了吗?也就是说,你如果在杀人前吃了甜点,喝了可乐,有可能就会减轻判罚,大家对这个判决也是惊呆了。

我举以上三个例子是想告诉大家,不要动不动就讲英美法系怎么怎么样,中国法律怎么怎么样,你可能根本就没有理解法律深层逻辑的基础知识。关于法律的问题,有其复杂的演变过程,以及令你眼花缭乱的操作方式,不要神话普通法,法治根本就不是一个选择问题,而是一个演变问题。单纯选择什么法律如果就能带来法治,那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恐怕遍地都是伦敦和纽约了,事实是,非洲还是非洲、印度还是印度、菲律宾还是菲律宾,反而中国这个不断演变的国家,成了世界的焦点。

你去看日本、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等等国家,也都不是普通法系,而是大陆法系,你会觉得这些国家的法律也不值得信任吗?

英美普通法系现在被很多人认为,是有利于创新的,是有利于金融和商业活动的法系,其实这种说法也是混淆了历史的作用。这就好比说,当日本和德国崛起的时候,很多人也会说,日本和德国的制度,是对创新有利的,值得大家学习的一样。由于过去两百多年里,全球各领域几乎可以说,是由英国和美国交替主导,恰好这两个国家采用了普通法系,所以大家潜意识的觉得普通法系好像就等于最好的创新土壤和最好的商业条件。

如果采用普通法系的美国,在未来走向衰落,大家又该如何看待普通法系呢,最近在美国出现了白人警察跪杀黑人的事件,以及涉事四警察,三个拿钱就保释,你又是怎么看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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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普通法系国家,除了英国、美国、加拿大等,还有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马来西亚及非洲的个别国家和地区,那请问,如果把印度和中国的发展来比较,哪个法系到底更适合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呢?你是愿意生活在普通法系的孟加拉或巴基斯坦,还是中国呢?

就算在非常成熟的普通法系国家或地区,其实也都更偏向于为富人服务,美国现在跟中国竞争,按照美国国防部等智库发布的警告,其中一条就是,美国更多的人去学了法律和金融,而学理工科的越来越少,这导致美国竞争力持续下降,跟中国的竞争将变得十分困难。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去学律师呢,因为正是由于普通法系拥有太大的“可操作空间”,随便一个案子,随着所请的律师的不同,所花的钱的不同,就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这对于富人是极其有利的,而英美主导世界两百多年,就是不差钱。当然,中国越来越多的富人也越来越向往普通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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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很多人又要说了,大陆法系也还不是花钱和请律师吗?其实这有很大区别的,因为大陆法系更主要还是按照明确的法律条文,大部分人实际上是很容易搞清楚法律底线的,但在英美普通法系,很多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人起诉的,怎么吃上官司的,毕竟普通人是没有钱拥有私人律师来做指导的。

当然,我不是来单纯抨击普通法系的,我的结论恰恰是,未来世界的大方向,将是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的碰撞和二次融合。如果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哪个国家能首先完成对两个法系的整合呢?很大的可能是中国。请别笑,我是认真的。

就像现在中国跟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以及跟美国、英国在法律层面的碰撞一样,看上去有巨大的分歧,但这正是两者交互的机会。中国在这方面是有历史经验的。

比如大清帝国为何能够管理那么大的疆域,并不是单纯的因为皇太极、康熙等人的征服能力,而是大清帝国本身就是一个每天都在跟农耕文明和游牧民族碰撞的国家,一方面要管理好关内的农耕区域,另一方面还要在关外管理好游牧民族,这就使得大清必须要拥有更高维度的治理能力,毕竟农耕和游牧两者的社会规则是完全不同的。

而现在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纯陆地国家,也不存在农耕还是游牧的问题,中国进入到了规模巨大的工业文明时代,而中国的东边深入海洋体系,跟普通法系国家的交集和碰撞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关注点,中国的西边又深入亚欧大陆,完全是一个纯陆地模式,这就迫使中国一方面要有高超的智慧来接纳和消化海洋文明,以及所辖的普通法系,另一方面还要产生出更高效包容的大陆法系,否则两者会产生激烈的冲突。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在某一阶段内,可能会变得十分艰难(现在正处在这个阶段),但一旦突破这个阶段,中国所承载的融合能力,可能是历史罕见的。现实的情况是,美英等接受大陆法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中国选择性的接受普通法系,并不断改造大陆法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并且已经在探索和操作的路上了,这是历史赋予的挑战和机会。

近日海南国际仲裁院设立国际商事调解中心,海南国际仲裁院是海南省政府依法组建的全省唯一民商事仲裁机构,现聘仲裁员664名,其中境外仲裁员222名,分布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专业覆盖金融、投资、贸易等民商事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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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注意到没,境外仲裁员222名,分布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专业覆盖金融、投资、贸易等民商事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这已经是一种极大的融合方向了。香港不是有几个英籍法官吗?我海南直接有二百多名境外仲裁员,而且分布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谁更公平?谁代表的利益更广泛?

所以,我从不担心当下中国跟美英等在普通法系之下的博弈,因为这是中国要复兴,要走出舒适区必须要经历的阶段,这个阶段可能是漫长而艰辛的,但我们必须要清醒的认识到,如果不去大胆的博弈,而是简单的妥协或固执己见,中国未来可能既保不住基于大陆的利益,也难以扩展基于海洋的利益,这不是二选一的问题,而是是否有能力创造出选择机会的问题。

那面对英美这种舆论和现实层面的咄咄逼人,中国应该怎么办呢,简单的来说(等会我会说详细的博弈方法),首先要向一个学生一样,继续学习他们的全球化商业运作能力,毕竟在全球化方面,英美已经几百年了,其次继续以更加开放和市场化的理念来跟他们合作,但同时,也要有自信在某些明显领先的领域对其制定规则,以中国模式为中心来展开,最重要的一点是,还要把他们当做万年不变的海盗来防,因为历史以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不得不防。

你没看错,就是这么矛盾。

好,我们再次回到关于涉港国安法的问题,这里面我更关注的依然是中美之间的博弈问题,涉港国安法既修补了巨大的国家安全漏洞,同时还在给港内政客画出了红线,也给建制派提了醒,更主要的是,等具体执行机构在香港落地后,中国将会在应对美国对中国华为等高科技企业的打击方面,采取更加对等的行动。

我前一阵写了一篇关于《保华为,就是保改革开放成果免遭劫掠》的评论,关于这个问题,我今天再多说两句。在半导体领域,除了美国,另一个幕后重大玩家是日本,而中国目前忽略了日本因素。

就在中国启动各种措施来抵抗美国对华为的打击时,日本其实在变相的给华为制造麻烦。

日本在半导体上面,跟韩国竞争了数十年,韩国虽然在终端有优势,但原材料方面60%以上依赖日本,拥有绝对的优势,每次韩国想搞点事,日本就拿半导体来制裁,韩国国内立马就老实了。

山雨欲来,香港各界必须要跟大陆紧紧的站在一起

这次为了应对美国打击华为,大家都在帮华为想办法,日本媒体却连续爆出,要么说华为又囤积了多少芯片,要么说华为又借道谁谁谁去采购芯片等等。就差告诉美国,华为早就有准备,你赶紧落实制裁吧,不然华为又想出办法了,又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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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日本一方面的考虑是担心中国和韩国联手,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希望跟美国联合来加强在半导体领域的合作,并不想让华为继续做大。关于华为,对于日本来说,心态方面跟美国是一样的,这次明确拒绝华为5G的,除了美国,日本是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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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如果大家细心一点的话,在这次美国和西方都在新冠疫情方面甩锅中国的时候,日本其实是变相的帮助中国的,那则关于去年早些时候美国一些流感死亡者当中怀疑有人死于新冠病毒,就是日本媒体爆出来的。其实潜在的意思是,新冠病毒最早不一定是中国爆发的,也有可能是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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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华为问题上,坚定的跟美国站在一边,而在新冠病毒问题上,一直变相的帮中国说话,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来告诉你,日本是遭受过美国人歧视和打压的,日本再牛,也改变不了“亚裔”黄种人的肤色问题,如果美国一直甩锅中国,美国要排斥的可能不仅仅是华裔,而是整个亚裔。日本其实一直以来依然有种族情节,就是黄种人并不比白种人差,这一点可能在很多时候,日本是希望中国能够强大起来的。

当然,日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抱大腿”,历史上几千年来,都是抱中国大腿,工业革命后抱英国大腿(英日同盟),德国崛起后跟德国搞德日同盟,二战后坚定的跟着美国,这可能也跟岛国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吧,必须要跟域外最强大的国家结盟。

也就是说,如果想让日本跟中国长久性的盟友式合作,中国只能成为第一,中国不仅要强大,而且要强大很久,否则日本除了在牵扯种族问题上跟中国有共同国际目标外(请注意国际二字),很多方面依然会跟美国坚定的站在一起,尤其是科技领域。

从华为事件坚定的支持美国,到新冠病毒事件变相的支持中国,你就不难看出,日本这个国家有多精明了。

我这里提到关于日本的问题,其实还是为了说清楚华为的问题,华为代表着中国规模型应用科技的突围之路,牵扯到中国是否有足够的国际空间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其实日本作为通讯和半导体里面的重要参与者和受益者,华为要想突围,从明面上看,要跟美国硬钢,但也要从背后防着日本。日本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很微妙,但非常关键,日本不仅是重要的玩家,而且对中国企业诸多消息非常灵通,跟美国又存在共享机制。

当然,韩国也是一个半导体领域的重要玩家,最近由于中国有意跟韩国在半导体领域建立合作,韩国萨德部署问题又出现了,你说奇不奇怪。

不过有件事令我很疑惑,有人跟我留言说,美国打压华为,中国投入那么多精力和人力财力去攻克芯片,这是美国的一个陷阱,使得中国对其他领域减少投入。

我觉得能提出这种想法的人,恐怕脑子有问题,这就好比说,当年中国研制原子弹,是上了别人的当一样。半导体和芯片技术,是加工、材料和算力技术等的最高级别集合领域,未来的整个世界,都是以算力为背书的世界,而算力从哪儿来?就是半导体芯片领域,未来最多的可能是,会找到新的半导体材料,新的芯片技术,而不是说芯片就会被什么云计算淘汰,那请问云计算靠什么在计算呢?

大家知道至今还在搅动世界的比特币,以及未来的金融和所有智能设备系统,都是依靠芯片在运作吗?芯片技术是未来世界所有技术当中,类似水和空气一样的东西,如果搞不定,其他基于算力的人工智能等等,都会被对手釜底抽薪。

世界对煤炭和石油的依赖,都已经超过数百年了,时至今日,依然并未见得煤炭和石油这种非常传统的能源背书形式遭遇淘汰,芯片作为所有能源跟未来人类最强工具之间的“转换脑”,目前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很多人以为已经是终结。现在被各界重视的量子计算,以及新型的半导体材料,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芯片上面,量子计算的重要应用依然是量子芯片,说芯片技术过时的人,就好比说人的大脑多余一样。

再者,今年中国上半年花在进口芯片上的钱,就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了,作为想成为科技大国的中国,这是难以想象的,因为芯片是几乎所有科技产品的核心,也就是科技中的科技。你不能一方面说我国要成为科技大国,一方面天天被人在芯片领域卡脖子,这是什么道理?

最后我们再回归到中美博弈问题,中国面对美国越来越多的系列组合拳,应该采取什么策略来应对的问题,我今天就不班门弄斧了,我只想跟大家讲几个关于博弈论的故事,这里面会告诉大家,什么策略会更有效。

著名政治学家阿克斯罗德做过一个实验,他组建了不同领域、不同专业、不同背景和不同国籍的人员,当然,这些人都是各自领域顶尖级的,要求这些人提供各种自认为最牛的博弈策略,并用计算机做模拟实验,这些策略里什么都有,也可以说比中国的三十六计还要丰富,然后计算机给出了答案,一个叫做“一报还一报”的策略最后明显胜出,这个策略的提出者是心理学家拉波波特。

那这个“一报还一报”的策略到底是什么呢?很简单,就三点,首先,不主动搞事情,也就是不主动作恶;其次,要以牙还牙,也就是对对手的恶意,要坚决的反击;第三个叫不计前嫌,就是说,如果攻击过你的人,回心转意了想跟你合作,你应该继续跟他合作,而不是赌气拒绝。

后来大家都不服气,于是阿克斯罗德又邀请了诸多专家,提交了更丰富的策略,来跟拉波波特的“一报还一报”来比较,但拉波波特的“一报还一报”依然是那个最终的胜出者。

看到这个实验,我想来想去,这不就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智慧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跟美国和苏联的博弈,就是不主动攻击,但你要是攻击我,我就坚决的反击。然后到了七十年代,此前攻击过我们的美国,主动要跟中国合作,那中国也欣然接受,这不就是拉波波特“一报还一报”的典型应用吗?

不要觉得研究这些东西对理解中美博弈没有用,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美国是一个十分依赖于各种专业理论系统的国家,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冷战时期的一件事。

冷战时期,大家都知道柏林墙,这道墙,把柏林分成了东柏林和西柏林,西边是欧美阵营,东边是前苏联阵营,但前苏联每天都想着拿下西柏林,并开始实施。

当时的美国总统是肯尼迪,毕竟西柏林离美国太远,也非核心利益,而且苏联有绝对的地区优势,于是就请教当时服务于马歇尔计划、白宫和总统行政办公室的托马斯谢林。

谢林告诉肯尼迪,美国需要派美军进驻西柏林,而其他专家反对,认为这就是让美国士兵去当炮灰,认为谢林是书生之见。但肯尼迪问谢林,你为什么提这个建议?谢林说,我们远在天边,如果我们仅仅是喊口号说,你苏联要进攻西柏林美国将反击,苏联人会相信吗?但当我们把我们的士兵送到西柏林,如果苏联人进攻,我们的士兵的确会成为炮灰,他们会牺牲,但苏联也会明白,美国人肯定会反击。肯尼迪明白了。

而后,肯尼迪公开发表演讲:我们已作出承诺,攻击西柏林将被视为攻击我们全体。和平还是战争,主要看苏联的选择,而不是我们的选择。于是向西柏林派驻美军。西柏林最后也就保住了。

这就是谢林著名的博弈论使用案例,把选择权交给对手,自己反而会拥有主动权。这一策略美国一直沿用到冷战结束,甚至现在还在用,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总是向争议地区派遣美国军人的原因。

2005年,谢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词里,说他的贡献是:通过博弈论分析改进了我们对冲突和合作的理解。

涉港国安法,其实就是在国家安全、华为和香港等问题上,强力介入,中国要把选择权交给美英等国,美英等可以选择对华为和香港做出很多不利的事情,但面对的将是中国100%的反击。因为涉港国安法已经表明,中国可以为捍卫中国的核心利益,做出任何牺牲。

1997年的时候,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横扫东南沿,比如马来西亚、泰国、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都未能经受住索罗斯的做空,但到了香港,大陆拿出外汇储备跟香港金管局联手对抗华尔街,香港政府历史罕见的出手干预市场,最后索罗斯败北,大骂香港政府干预,不遵守自由市场规则。但正是这一仗,保住了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山雨欲来,香港各界必须要跟大陆紧紧的站在一起,应对更大的外部冲击。这恰恰是对香港的再造,而非牺牲或舍弃。

文/肖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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